历史时刻丨昭通“十三五”规划最后一个高速项目开工啦！

不过可惜并未看到最高检官方微博对这些评论的回复。

〔28〕这种政党恐怕只有求选权。（3）各政党的组织要件（党名、党章、党的组织、党的经费等）。

接受人民监督、民主监督和国家监督。例如，《韩国宪法》第 8 条第 1 款确认组建政党的自由，该条第 3 款再规定政党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活动资金，借此将第 1 款的原则态度物化为资助政策。政党法表达此意的方法有两种。（3）党团的资源分享权，包括：有权享有自己的助理，自主聘用其助理，享有议会提供的经费。就我国现状而言，影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主要问题出在国家法律这一方。

二、政党法架构的模式 政党法的架构指由哪些形式的法律构成规范政党的法律群。政党的这四种行为之所以成为政党法的管辖范围，是因为这些行为使政党变成国家民主整体的组成部分，而这又导致作为整体的国家民主的存在是由作为其部分的政党的状态所限定的。{20}闵钐主编：《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21}陈光中主编：《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7]中国传统御史的纠察弹劾范围包括内官和外官、中央官和地方官，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究，因此，御史往往居于较高的政治地位，即便地位不高，也会享有特殊的权力，如此方能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起到维护封建纲纪的目的{3}(P.56)。[13]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民国社会对检察制度和检察权的态度，即人们对人权保障、审判独立、程序正义等价值的渴求最终战胜了党派不同产生的利益纠葛，实现了近代中国法治进程的一次跨越。通过以上条文的规定可以发现，新中国最高检察机关的最高检察责任和苏联最高检察署的最高检察权有着高度重合性，几乎是苏联检察制度在中国的翻版。

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俟。检察权作为一种专门的法律监督权，是我国宪法的创设。

以下内容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近代检察权发展的历史源流。{17}(P.398)1933年12月通过的《苏联检察署条例》，其中第4条规定：苏联检察署所负职责如下：(甲)监督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各主管机关及各地方政权机关的决议与命令是否与苏联宪法……相适应。1954年伴随着《五四宪法》的诞生，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4}(P.402)清朝末年，社会矛盾加剧，官员贪污腐败，伴随帝国自身的统治危机，则是列强虎视眈眈的瓜分欲望。

[14]尽管如王人博教授所言，近代中国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引入有着富强救国的现实需要，因而这种功利性的法治道路和内生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以法治本身为价值追求的法治道路有着本质区别{13}，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即便道路有殊，人们还是选择在走的路上，而不是一味地停滞不前。[2]如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属于行政机关，检察权则属于一种行政权。而1902年中英政府签订的一则通商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政府进行法制改革的初衷：中国深欲整顿本国条例，以期与各西方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16}(P.224)根据列宁有关检察权的论述，检察机关是一个维护统一法制的机关，检察权实施目标指向是中央对地方的统一领导，因此他坚决反对检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

这一时期检察制度的主要特点是检察机关设立的分散化和附属性，这一方面说明了检察制度初创时期的不成熟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检察制度创立之初就有维护和巩固人民政权的预设目标。与检察制度的时代性相呼应，检察权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体现了这一权力在近代中国语境中的独特性。

其次，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上谕就有说明：諭：見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見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爲擬議。

另外，1949年12月，新中国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根据该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直辖，领导下级检察署，具有检察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与法律、法令{3}(P.7)。[2]对检察权的定性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争议和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人们常常使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检察制度，比如利用西方的三权分立思想则会得出检察权是司法权的结论。列宁曾说：检察长的惟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督整个共和国对法律有真正的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检察长的惟一职权是把案件提交法律判决。{17}《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宪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回顾历史，单纯地照抄西方的法治原理和制度是不足取的，而环顾全球，任何国家的法治道路虽然有某种似曾相识的共性，但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则是决定其制度特点和改革走向的主要因素。把维护统一法制视为检察机关的职能，这是由当时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情势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邵晖：‘检察一词的语义学探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21]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已经初具模型。

虽然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检察权的定位，有着很多争议，认为定位为专门的法律监督的检察权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职权存在着权界不明的状态，同时检察权和司法行政权、司法权本身也有职能上的交叉和重叠。1912年到1927年的北京政府时期，基层检察制度先后经历了四级三审制到三级三审制的调整和恢复，从中央到地方检察机构分别设置为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地方审判分厅(或司法公署检察官){10}(P.565-575)。

{16}列宁：论‘两重从属制和法制，转引自甄贞等著：《法律监督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法律监督一词很少在英美法系中得到使用，西方国家对权力的制约强调权力本身的分立和制衡，通过制衡实现制约权力滥用的目标。

该文强调：检察长的惟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是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对此，列宁提出了中央检察权的思想，在联邦范围内实现法制的统一。[6]因此，涵盖着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一词是西方检察制度在中国经历了语义重塑的过程。{6}公丕祥：清末法制改革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载《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17]王新环：公诉权原论，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刑诉法博士论文。[23] 总之，中国检察制度的设计并不是基于一种既有的检察理论体系，而是根植于中国特定的政治现实。

之所以选择日本模式，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方面对清朝法制改革尤为热心，改革期间大量的日本法学家来到中国为中国法制改革建言献策，另一方面，日本法制改革的成绩显而易见，大大刺激了清政府改革自强的决心。受法律人才缺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基层司法机构的建设始终是司法改革的难点。

1957年以后，检察机关的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原先设想的一般监督职权很快被急功近利的政治需求所取代，检察机关逐渐转向以保障经济发展为主要重心的中心任务上来，文革开始之后，检察机关的职权逐渐被合并直到彻底遭到取消。如建国后的最高人民检察署的职权之一是检察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与法律、法令;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检察院分别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

[9]1906年清政府设立大理院作为审判衙门并制定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这部法律规定了检察机构的配置原则和司法职能，构建了近代中国司法制度的雏形。原则上，采取全民控诉制度[19]，人人均得控诉犯罪，对犯罪采取私人追诉主义，因而没有设立专门的具有国家公诉职能的检察机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政治上的统一，从而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这种检察官也被赋予代表国王监督地方政权的权力。笔者认为，理解此时的检察权，应从制度创设的具体目的和其深处的现实政治处境才能够得到合理解释。

中国自清末以来的立宪改革无疑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然而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及其文化传统迥异于西方。[19]全民控诉制度源于人民均有为国王维持地方治安义务的传统观念，英国法律赋予人人均有控诉犯罪之权，不问与犯罪有无直接利害关系，均得以国王的名义控诉犯罪。

二、作为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人民革命政权建设初期，检察工作有了初步的、程度不同的发展。这次改革主要改变了以往刑民不分、诸法合体的法律编纂形式，对刑事案件，明确控审分离，并由检事提起公诉{6}，在制度模型上，主要是取法日本。

因此，对中国检察权来源的阐释，并没有特定的理论规范，检察权来源于长期的国家权力的实践。包括检察长在内的检察官，他们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就是通过实施法律监督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和权威。